青年研究,2020,(3)
[1]Abstract[J].青年研究,2020,(3):前插1-前插3
[2]王甫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读研期望——高校特征的中介效应[J].青年研究,2020,(3):1-14.
机构: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
摘要:教育期望是预测教育成就的稳定性指标.以往研究主要以青少年的大学期望作为研究目标,对大学生的读研期望缺乏关注.在经典教育期望研究理论基础上,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读研期望的影响以及高校特征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出身于优势家庭的大学生的读研期望更高(尤其是出国读研的期望),相比于普通高校学生,985/211高校学生(或高校排名越靠前的学生)的读研期望更强.高校特征存在中介效应,这部分解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读研期望的影响.读研期望的背景差异或许成为家庭优势地位代际传递的隐藏机制.
[3]刘诗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二代代际流动研究[J].青年研究,2020,(3):15-26.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摘要:采取质性研究的分析路径,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二代的代际流动图景及其背后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二代代际流动态势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选择离开抚顺的矿二代大多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而留在抚顺的矿二代则大多未能实现阶层向上流动;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二代的流动决策显现出明显的情境性与复杂性.具体表现为教育作为一种主要机制其作用的发挥具有“情境性”.同时矿二代的流动决策还受制于对流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个性特征、包括父母期待和健康状况在内的家庭因素、社会资本、高等教育就学地等理性化因素与情境性因素的共同作用.
[4]屠梦薇, 何雪松.从留学到就业:时间如何影响跨国迁移决策[J].青年研究,2020,(3):27-37.
机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以留英毕业生从留学到就业的职业发展轨迹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中国青年人才在跨国迁移中对是否回国、何时回国、为何回国的迁移决策.通过把微观层面海外青年人才从留学到就业的迁移决策过程与中观层面当地政策框架以及宏观层面输出/输入国跨国社会空间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迁移决策不再是“回国”与“不回国”的决定,而是毕业生不停地在国内、国际比较中推迟或提前迁移行为,以寻找迁移的“最佳时机”.这一发现揭示了国际人才流动的不确定性,并从时间维度进行解释,拓展了跨国迁移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传统移民研究的定义框架如何满足新的移民现象进行了动态的、过程化的回应.
[5]程利娜, 程诚.同伴影响的内在特质调节机制[J].青年研究,2020,(3):38-45.
机构:五邑大学政法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采用追踪设计测查1244名大学生,考察增强或减弱同伴影响的因素.研究发现,自尊、内外向性格以及情绪状态对同伴影响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低自尊个体比高自尊个体更易受同伴影响;偏内向个体比偏外向个体更易受同伴影响;消极情绪水平高的个体比消极情绪水平低的个体更易受同伴影响;同伴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同伴对消极学习行为的影响大于对积极学习行为的影响.建议从新的角度探讨高校学风建设问题.
[6]陈淑云, 陈伟鸿, 王佑辉.住房环境、社区环境与青少年身心健康[J].青年研究,2020,(3):46-53.
机构: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的基线调查数据,研究住房环境和社区环境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环境和社区环境的恶化显著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就身体健康而言,住房环境对城市青少年的影响更大,而社区环境对农村青少年的影响更大;就心理健康而言,住房环境和社区环境对城市青少年的影响更大.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研究结论获得进一步支持.建议要重视青少年的居住环境问题,避免因住房不平等造成青少年健康的不平等.
[7]冯承才.街角青年涉黑犯罪研究——基于上海市K社区“斧头帮”的田野调查[J].青年研究,2020,(3):54-67.
机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通过对“斧头帮”这一典型街角青年帮派涉黑犯罪的田野调查,发现当下街角青年的组织结构形式、资金获取渠道、冲突处理方式、活动空间类型都有涉黑犯罪趋势,而“再嵌入机制”是其涉黑犯罪的主要动因.涉黑犯罪极易导致街角青年成为成人涉黑势力的潜在力量,这提高了他们交叉犯罪的几率,增加对其帮扶和矫治的难度,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基于此,提出“打击与预防并举”治理模式,以减少和预防街角青年涉黑犯罪.
[8]任宇东, 王毅杰.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研究[J].青年研究,2020,(3):68-79.
机构: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以Q市的A企业和B企业为案例,结合“接班模式—合法性基础—权威路径”的分析框架,探究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路径及背后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按照涉入管理企业过程的差异性,家族企业的接班模式分为基层模式和空降模式;不同的接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形成建立权威的不同路径;继任者的权威是在接班过程中建立的,是一个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实质是通过参与经营管理来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与企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这不仅为家族企业传承的差异性提供解释,也为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9]刘汶蓉, 李博健.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例[J].青年研究,2020,(3):80-93.
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在自反性实践框架下,以成年初显期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代际关系的特征和回溯代际亲密性的建构过程,来理解当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亲权和孝道回归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特征是以亲密情感为基础的亲权和孝道运作.父母的亲密亲职和子女的协商性成年是亲权和孝道回归的两个自反性实践机制.对身处个体化进程之中的青年来说,向父母和孝道的回归,既是亲密惯习的实践结果,也是协商性成年道路上的自我认同建构.从孝道文化变迁的微观机制看,这一现象体现了自反性实践对既有家庭制度的创造性和依赖性.
[10]《青年研究》来稿须知[J].青年研究,2020,(3):封3.